整个事件应该从公共安全治理的角度和高度来理解，不能就事论事。事实上机动车驾驶行为是公共交通安全治理的重点，而公共交通安全在整个安全体系当中位居关键地位。在谈论驾驶员的行为时，应该从公共交通安全的角度来考虑。网络调查的最终结果显示，支持玩手机入刑的网民达到了百分之七十五，当然这代表了一种相当普遍的民意。这样一种民意基础之上，入刑岂不是一种民意顺应乃至当务之急？如果把机动车驾驶行为纳入法治思维的轨道，那么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是社会进步及国家治理意识的提高。从法治的角度思考，事件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具体的立法过程恐怕并不简单，这中间还包括很多技术性的因素和条件的制约，更应该审慎从事。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来看，也已经事不宜迟。
根据2012年修订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对司机开车时接打电线分的处罚，其规定管理的对象是机动车驾驶许可，其实是在政府的职能范围内对使用机动车驾驶证的行为做出相关规定，其调整的范围和程度是有限的，不具有从法律的角度规范公共交通参与者行为的效力。也就是说，若驾驶者在行车过程中出现了由于“盲驾”造成的事故后果，并不可能会受到法律和法规的惩罚。
公共安全管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应该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调整治理思路。目前，将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因素纳入到法律的框架之内，是必须也是可行的，这也是全面建设法制社会的需要。
驾驶者应对驾驶行为有理性的认知：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驾驶机动车辆本身就是一个风险性比较大的事情，包括对个人、公共安全来说都有很大风险。开车时玩手机或者其他手持终端必然会影响车辆驾驶，易引起交通事故，这一点相信多数人会认同，现实中因为“盲驾”造成的交通意外也屡见不鲜。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代表委员建议以此入刑，也有一定道理。
在讨论具体量刑之前，首先要厘清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构成罪行的法律要件认定上，怎么样来判断是“玩手机”造成的“盲驾”？“醉驾”可以测酒精，吹一口气看数值就知道，有一个量化的标准；“飙车”可以用技术条件测时速，时速高于多少就是飙车，这也不存在争议。但“玩手机”造成的“盲驾” 没有一个具体的量化标准，难道是要定一个标准，看一眼或者两分钟？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如果要提议“盲驾”入刑，单就事件本身的提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但是具体的立法过程将会很复杂，取证的难点显而易见。
除此之外，“盲驾”取证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对于计程车、公交车的运营，政府能安装相关的监控设备监督其驾驶行为，但从个人自由、隐私保护的方面来看，在私家车上安装摄像头的方法显然是不可行的。但这不代表政府在私家车的驾驶行为监管方面就要缺位。个人行为的外部性也是政府必须要考虑的，若个人的行为影响了别人，就一定要进行一定的规范。我建议政府可以从监管者的角度，自行开发一系列外部的监测装备。例如美国的许多商业性公司已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安装雷达检测器等来监测驾驶不当行为，即机动车通过某一路段或区域时，雷达检测器就会接收到机动车内部的信号，从而对车辆驾驶情况作出分析和判断。这种方式显然是我们大家可以借鉴学习的。
“盲驾”入刑有其双面性，我们常说“两害相权取其轻”，达成个人牺牲一些社交时间来取得公共安全的整体共识是有必要的。从风险防控的角度来讲，“盲驾”入刑的目的是调整影响公共交通安全的行为，制定有约束力的专门法律和法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其立法过程应审慎地征求法律、公共安全管理专家及民众尤其是相关利益者的意见，而后进行法律制定的通盘考虑，只要驾驶者的使用手机行为影响到正常驾驶，就应该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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